从先高务实虽然有很强的高层影响力,但毕竟个人实际政治地位不够高,泛泛而谈、影响皇帝的思维是可以的,但具体经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较为难了。
军工私营是借高拱的手办下来的,打下了如今明军武器装备远超历史同期的基础;《纾驿路疏》不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朴回朝的势,最终是在“郭朴时代”全面完成,为大明甩脱了第一个大包袱,并且强化了驿站体系,后续的漠南之战、西北之战其实都有这件事的功劳。
他自己一手办成的国家层面大事,说起来还只有京营改制一项,而且事情虽然办下来了,但目前还在“巩固期”,不像军工、驿站两件事那么牢不可破。
而现在,借着升任户部尚书的风头,高务实不仅打算趁机稳固京营改制的成果,而且因为终于专管一方,打算动一动大明的财政体系了。
当然,基本财政体系暂时他还不敢轻易触碰,比如让他直接把大明变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现实,且没必要。
核心暂时不敢动,那就先试探试探,找一个既有“群众基础”,又是其他人不敢轻动的方向。
比如说:完全承认商人的合理社会地位,但同时要求商人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件事之所以说它有“群众基础”,不是在开玩笑,这个时代的农民其实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厉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简单,大商人不仅有钱,而且必然在官场上有些背景。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里面培养出了读书人、官员,有可能是投资了某位、某些官员——这个前文有述,就不多说。
总之,但凡称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后有官府的背景,超级豪商投资中枢重臣,大豪商投资督抚布政,中小豪强投资府尊县尊,再不济一些的也会投资府县吏员——别看吏员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职务论实权的话,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副县级呢。
而寻常农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连县衙都进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进去。
商人只分大小,农民却不是,“大农民”那是另一个阶层,是地主阶级了,他们可不把自己当农民看待。
所以在农民眼里,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担、推着独轮车的游方货郎,那也比他们强,至少见多识广——这种思维在解放初的好些农村都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挺不容易的,一边被某些人当面鄙夷,一边被某些人暗暗羡慕,这里的“某些人”有时候还有重叠。
但不管怎么说,商人在民间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很低,这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员面前。
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大明立国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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