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的问题好解决,而南方商人的问题不好解决,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把握说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晋商商帮,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粮食、食盐、棉布、皮毛、人参(女真产)等贸易,后期由于俺答封贡以及京华的介入引导,又将牛羊、马匹等贸易纳入了进来,而京华本身除了也参与以上贸易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器(包括军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粮食、食盐、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与北方商人有所重叠,其余如丝、绸、绢、帛(有区别)生产、织造(成衣鞋帽加工业)、印染、纸张制造与印刷(书籍)等行业都是北方商人较少涉足的项目。
可能有看官要问了,这些差别与双方是否愿意缴纳商税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好说服,南方商人不好说服?难道北方商人的觉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个层次吗?
当然不是觉悟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缴纳多少。
此前已经说了,商税要不要缴纳、如何缴纳等问题,不是没有学者、高官讨论,事实上讨论非常多,只是搞来搞去没有形成定制。
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来看,明代对于商税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大抵逃不出邱濬与王夫之的两种不同意见。
支持“关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赞同征商观点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这人之前介绍过,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沿袭古人之礼,拥护“关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古代对“市肆”采取租税制度是“抑商之政”,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说,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部分的征税也是以“抑商”为目的,并非为了获利。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邱濬的“关市不征”并非是彻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邱濬曾说“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这里头要有区分。比如说粮食,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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