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为什么坚持太子侍读这一职务的新设必须经过内阁,而隆庆又为什么坚持不走内阁而直接特旨设立?这其中的道理小太子朱翊钧肯定看不明白,甚至李贵妃也未见得完全了然,可是高务实却自忖能看出一二关键。
申时行之坚持,与隆庆之坚持所以相反,在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两人都猜得出一旦此事报给内阁,则作为内阁次辅的高拱必然反对,并且可能代高务实上疏推辞。
倒不是说高拱不想看到自家侄儿有出息,才几岁年纪,正经科考都没有经过便做了官,且是最为清贵的翰林官。而是大明的风气便是如此,高拱作为高务实的长辈亲属、嫡亲三伯,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要上疏谦辞,而高务实随后也就只能力辞不就。
要知道,这年头就算阁臣莫名其妙地被言官参劾一本,也必须上表请辞,并且在上表之时就开始“自我停职”,在家等着皇帝的下文。虽然一般来说,皇帝十有八9是下旨挽留,有时候甚至要同时下旨大骂那个言官一顿,更有甚者会把言官直接贬斥、罢官甚至流放、庭杖等,但阁臣的这个姿态仍然要做出来,这虽然不能说是制度,但却是谁都不会违背的潜规则。
大明的文官,对于名声就是有这么执着,甚至形成了全天下文官都默认的规矩。
因此,当申时行发现无法力劝皇帝打消此想时,便想到了这个“曲线救国”一般的法子,然而隆庆帝毕竟不是少年君王,他也看得出申时行的想法,所以直接否决了这个办法,反而另辟蹊径,特旨新设。
高务实认为,这应该是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也不能忽视,那就是隆庆对于高拱个人或许是完全信任的,但对于内阁制度本身,未必没有警惕之心。
这种警惕,但凡一个成熟的帝王就必然会有,而警惕的来源,则是阁臣是不是真的成了宰相。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自胡惟庸案之后便再不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以历代丞相多擅权为由,于洪武十三年罢废中书省,“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并诏令天下:“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可是,宰辅可以不设,宰辅所做的事情却还得有人去做,朱元璋自己是个工作狂,他能把宰相的事情自己包办,后来的皇帝却不可能个个都做到这样。于是至永乐初,成祖朱棣简任解缙、黄淮等七人入值文渊阁,以备顾问、参预机务,明代的内阁制度由此初见雏形。
仁宣以后,内阁在发展道路上不断显现出它与宰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人们对内阁大学士的“宰相”称呼,或是阁臣的宰相意识之上,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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