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造反?不,王锡爵才不打算真的怂恿此事。且不说如今的藩王们早被朝廷当猪养了百数十年,懂得如何打仗的不说一个没有,但至少有能力闹出造反这规模事态来的,那是真的一个也找不出来。
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属区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谓军队全都只有数百人的护卫。这些护卫名义上很多是世袭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袭,而是如层层转包一般随意雇佣而来,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让他们上战场怕不是比让老母猪上树还难。
就凭这群废物,也配造反?当地卫所兵再怎么不堪,搞定他们也不过易如反掌。与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这种丝毫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上,还不如搞点真正的大新闻。
王锡爵挑中的目标,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四方贡赋,道近而易”,此时朝廷实行海运,将粮草运输到北方,主要是作为军粮使用。
到了成祖迁都北京,伴随着数十万军队与中枢朝廷工作人员以及皇宫服侍人员一并前往。北方粮食开销剧增,朝廷经过几番讨论,最终因为运量过小、海盗倭寇、海上风浪触礁等问题下,放弃海运实行河运。
这一政策虽短时间给北方供应带来了稳固和便利,但从原历史的轨迹来看,也成为中后期大明难以改革的弊政,影响了大明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制度。
关于河海运输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就达到高潮,而停止海运的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实上,早在洪武六年,因为海运辽响船失事问题发生,彼时还存在的中书省便奏报请求在北方加紧屯田以减少海运。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辽东二十一卫粮饷基本自给,于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运。永乐元年,北京粮储不足,朝廷不得已再开海运,以平江伯陈煊为总兵官督理海运,大船从南京扬帆起航。
起坏头的是永乐元年七月,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运河输粮法,即利用漕船从淮安入淮河,经黄河至卫河北上入海河,再陆路至北京。不过,由于这个路线需要多次转运,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担心会太过于劳民伤财,于是否决掉了。
当年八月,陈煊由海上输送五十万石粮饷安全到达北京,给了朝廷坚持海运的决心。可海运风险太大这个客观环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议重修大运河。
最终,朝廷用工26万人,历时6个月,疏通了济宁至临清385里的会通河,同时根据地势高低,修建水闸38座“以时蓄泄”。
于是永乐十年时,工部尚书宋礼力再次指出海运的弊端,提出调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陈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时出动,载粮400万石,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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