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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