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辅所见深符朕意,着内阁核议具奏。”
高务实的票拟“代王言”是如此写就,仅仅不到一个时辰之后,御笔朱批下达时也是如此写就。
这便意味着在万历一朝已经持续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此时此刻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参与决赛的选手一共有三位,分别是皇嫡子朱常灏、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
以上这个排名自然不是简单按照年龄来排,而是从儒家礼教之传统出发,按照三位选手各自身具之“正统性”来排的。
正因如此,年岁最小、尚在襁褓之中,刚刚做完满月礼的皇嫡子朱常灏反而能排在第一位;年岁最长的朱常洛依靠年纪这一优势紧随其后;皇三子朱常洵则主要依靠母妃郑皇贵妃的圣卷而忝居最末。
在这场决赛之中,原本不该有皇三子朱常洵的位置,但由于其母妃郑皇贵妃的圣卷,他也能成为决赛选手之一。
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因素,与传统的母凭子贵不太一样,朱常洵是子凭母贵——前一章已经专门说过,大明朝正式的“皇贵妃”与寻常贵妃不同,她是“有册有宝”的,地位可以说已经被明确为“副皇后”。
既然如此,理论上她的儿子自然就应该比除了皇后嫡子之外的其余任何妃嫔之子都要尊贵。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皇嫡子也属于“子凭母贵”。
事实上,皇宫之内,天家之中,“母凭子贵”与“子凭母贵”这两种情况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皇后无子仍是皇后,但在某些时候可能因此被废;不过一旦有子,则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子,地位都将获得极大巩固,至少在大明朝还没有出现过例外。
皇子诞生,其母即便原本只是寻常宫女,也几乎一定能跻身“妃”字辈,地位得到巨大提升;但倘若她原先地位太低,反而会连累其子的地位也很难提高,除非……如朱常洛一般,赶上了庶长子这个身份。
之所以朱常洛与朱常洵在皇嫡子出身前各有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郑皇贵妃的“有册有宝”。抛开圣卷这个不能在立储问题上被朝臣公认的因素,郑皇贵妃本人在身份上力压朱常洛之母王恭妃。
是的,此时朱常洛的生母依旧只是“王恭妃”,而不是原历史上万历三十四年之后被晋封的“贵妃”与“皇贵妃”。
这句话这样讲可能不好理解,其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十四年,王恭妃先是被晋封贵妃,同年又被再次晋封,成了皇贵妃。
在那个时空里,王恭妃晋封皇贵妃这件事,实际上意味着朱常洛的地位最终稳固——即便在此之前,他便已于万历二十九年被册封为太子了。
换句话说,朱常洛成为太子之后五年,其母王恭妃才晋封贵妃、皇贵妃,母子二人地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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