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勋贵们看来,高务实因为高拱的地位关系,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忙去做的,更没有什么需要畏惧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高务实的条件提了跟没提一样,轻松到甚至让人觉得其中有诈。
可是在高务实看来却非如此,这群勋贵虽然在打仗方面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但他们仍然是大明权力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虽然自土木之变后,勋贵势力几乎算是退出权力中心舞台了,但事实上他们作为与国同休的一部分,无论其政治象征意义也好,还是在卫所经济中掌握的权力也罢,乃至于在将来高务实设想中的大改革里头需要扮演的角色,都需要高务实把他们笼络起来,加以改造和引导。
在高务实看来,一个国家,在大明这样的时代,一定是需要所谓精英阶层的,但是高务实同时也要求,这些精英阶层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而不能是坐在祖先功劳簿上吃空饷的废物。所以,改造和引导必不可少,而在改造和引导的过程中,好好配合的一部分人,将成为改革后的新精英阶层、新勋贵,不肯配合或者跟不上队伍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大改革就是淘沙的大浪……
高拱的改革,在高务实想来,只是他计划中大改革的先声,因为高拱囿于时代局限,不可能有太多对大明根子上的改动。譬如说,高拱对吏治的改革,无论是四侍郎制、强化官员考核、加大对举人的任用等等,在高务实看来都是治标,甚至治标都谈不上,只能说是修修补补。而高务实自己将来要动的,却是分步骤改动整个科举体系!
这两者之间的难度,根本不能以道理计,前者只要权力够就行,反对的力量不会太大,毕竟再怎么改,科举本质没变。后者就不同了,一个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
因为高务实绝不能容忍全国的精英只学“语文”一科——儒学当然不能说只是个“语文”,最起码还得加上哲学什么的,但从效果类比来说,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了。
全国官员都是哲学家?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可是那有什么鸟用?
高务实作为一个以红朝基层小官员身份穿越的人,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在党校学的是经济——说实话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配置”之一,所以他怎么可能认为只学儒家就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还不要说法律和经济这些偏宏观的学科了,更基础、更具体的数学难道不要搞?物理难道不要搞?甚至化学难道不要搞?
别说这些都得要搞起来,甚至连财会,高务实觉得都必须得搞——你瞧瞧大明这渣一样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本身就渣到让人无语了,而与之相关的核算体系、审计体系等等,全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甚至根本就没有!
要不然能出现徽州丝绢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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