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这边继续召集东厂的大珰们同高务实玩大家来找茬,却不料事情出了些意外。
次日,以张居正执笔拟票、冯保按例批红的对刘奋庸、曹大埜处理决议下发之后,在京众臣就觉得大事不妙,因为该决议甚至称不上处罚,作为对倾陷辅臣的处理而言,力度实在太轻了些:刘奋庸外调兴国知州,曹大埜外调乾州判官。
为什么说轻呢?刘奋庸原本是尚宝卿,正五品官。这个尚宝卿虽然是京官,而且职责是为皇帝掌管宝玺、符牌和印章,算起来也叫天子近臣,但实际上这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务,甚至经常恩荫给一些元老重臣的子弟。
而兴国州,是武昌府所属的一个州,其知州乃是从五品。从尚宝卿降调为兴国知州,论品级只是从正五品降到从五品,论实权……说不定还更足了。
而曹大埜呢?原本是正七品的户科给事中,按照皇帝的手诏,不仅是要降调外任,而且是要求“从重严处”的,结果他外调乾州通判,这是个从七品官——这叫“从重严处”?
要知道,通判虽然在一州之内,是排在知州和同知之下的“三把手”,但由于通判同时还有监督知州之责,所以很多时候连知州都要给通判几分薄面,这可不是个虚职闲差。
这个处理结果,通俗的讲,就是不给高拱面子。
朝中诸臣没有料错,这个处理果然激怒了高拱,并且这一次他连高务实的劝说都没听,当天晚上就再次写了一道疏文。
次日,癸丑,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再疏乞休,言:“大臣之道,上之以身报国,次之不敢以身辱国。今臣奏职无状,既不明报国,若再不明进退之节,而徒腼颜在位,是诚以身辱国,臣之罪愈大矣。天下后世其谓臣何?”
这一次,高拱干脆不提自己被诬了什么罪名,也不再多做解释,整个疏文的意思,相当直接:我再不退,有些人就始终盯着我咬,说我贪念权位,好好好,我也不解释了,我辞职总行了吧。
这就麻烦了,因为按照惯例,阁臣如此上疏的时候,皇帝只能做选择题:留阁臣,则要严惩诬告者;不严惩诬告者,那意思就是阁臣可以去矣——前次赵贞吉就是这么回家的。
疏入乾清宫,皇帝看了,顿时有些发懵。他完全搞不清怎么回事,心中还在暗想:朕明明处置了刘奋庸和曹大埜这两个妄言妄议的家伙,为何先生还要请辞?
隆庆忍住性子,一边命人去找冯保来,打算问个究竟,一边则去看另外的奏疏,结果孟冲不声不响地抱过来一大堆奏章,看起来起码得有几十本。
皇帝讶异万分,因为自从他染疾以来,司礼监已经尽量减少了直接让他批复的奏章,大多数都是直接按照内阁的票拟批红……怎么今天孟冲是吃错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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