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恳谈起了一定的作用，梁启回京后不知怎么和康有为说的，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请开民间言路”，成立“上书处”，允许各级官员和民间百姓向皇帝直接自由上书（皇帝一天不用干别的了，也不怕把皇帝累死？），这个建议很显然的又引来“骂声一片”，又是李鸿章出面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并得到了翁师傅的支持，光绪皇帝最后下诏，“允民间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随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皆可上书，通过本衙门部堂官代传”，至于老百姓直接上书皇帝就算了。

　　那时候还没有类似于后世的“信访办”一类的机构，就是“信访办”，也不能做到所有老百性的意见都能让最高领导者知道。康有为也不动脑子想想，全国老百姓一人一封信的话，皇宫只怕就得全堆满了，皇帝想要看完，恐怕得下辈子了。

　　皇帝毕竟也是人，不是电脑。

　　但想到这个“有限开放言论”在李鸿章和梁启的努力下，毕竟按照自己的设想来了，孙纲还是很高兴的。

　　这个“维新变法”，也不能说一点成效都没有。

　　最起码，对“民智”的开启，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实，康有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弄的这个“维新变法”的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在思想宣传方面。

　　康有为一直以“民智未开”拒绝更深入的改革，在孙纲看来，“民智”的开启须假以时日，倒不如以开启“官智”为主。

　　大清帝国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靠的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吏，尤其是广大下级官吏，他们和广大士绅一样，和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如果能让他们全都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并给他们指明改变的方向，“维新变法”遇到的阻力就会小得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可能更大。

　　而康有为什么事都是寄希望于皇帝一声令下，“乾纲独断”，以为这样就可以“变法”了，未免失之天真。

　　如果不是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在力挺“维新派”，“维新派”恐怕连一百天都坚持不了。

　　孙纲现在紧密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从江穆齐布置的方向来看，他已经猜出来了这小子想干什么。

　　只是，他还不能确定，江穆齐为什么那么肯定，朝廷这座“火山”，会一定“喷”呢？

　　还是江穆齐想“人为”的“制造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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