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问题给提了出来。

　　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用适当的方式解决了，对以后他的计划的开展，将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周之国脉得存，是共和之肇始，”张之洞说道，“今康有为作乱京城，而诸王公妄兴兵戈，托身异族，不惜卖祖宗之地以求荣，国家有大乱之兆，京中诸公幸赖敬茗救护，方得保平安，如今国将不保，诸公不趁时奋起，更待何时？”

　　没有意想之中地吵吵闹闹，孙纲看到许多人居然面露赞许之色。

　　孙纲想了想，他们有这种表示其实也很好理解。

　　这帮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出来地士大夫“精英”们，“忠君”思想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反对康有为们地“变法”可以说在情理之中，康有为们的“政变”行为是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而满族亲贵们为了打败康有为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行为又让他们感觉到寒心，这些“精英”们的思想行为因为受到“传统固定思维”的限制，本能地有些“排斥”（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西方的政治模式，可如果是一种类似“变通”的“中国模式”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按中国人的说法，“共和”其实并不是西方的创，早在几千年前的周朝，中国就已经有了。

　　西周时期，周厉王暴虐侈傲，专利作威，宠信佞臣，国政日非。国人对厉王非常不满，开始起了牢骚（叫做“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道路以目”（史称“厉王止谤”）。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流于彘”）。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静才得以幸免于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这段历史，就是后世的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召公讽厉王止谤”故事，对后世的学生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大清朝现在的情况，和周朝“当年”的情况还真有些差不多的说。

　　孙纲这时在心里暗暗佩服张之洞，您老人家真是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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