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来重振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蔡锷指出，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倡导“军国民主义”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现在中国面临着外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则以“尚武”为目地的体育精神就应当被列为贯彻到国民教育当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凡各中小学堂各种教科，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为了体现对学生体育的重视，国家应该重视各种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新式学校教育的特点在于统一的学制，学生的身体健康应被纳入标准化的规制中。“入学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六点钟”；“所定读经讲经钟点，悉用中学堂例，每星期读经六点钟，讲经三点钟。”钟点时间的运用“不但及于教育制度的结构化，同时也塑造着其中每一个教化性身体的活动”，学校教育体系应当成为“我政府进行国民身体精神改造的一个最具体的动作”。象对于政府当局已经采取的禁绝鸦片和禁止妇女束胸缠足的措施，还应该加大力度，不能只局限于城市，还应当深入到乡村。

　　孙纲和蔡锷讨论后认为，对于现代的国民而言，比健康体魄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健全的精神，一个不具有公共精神、权利观念和爱国意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个穿越，孙纲知道，国家观念淡薄的中国式“看客”曾经是鲁迅先生笔下讥讽的对象之一，也是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的力量唤醒中国的民众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因为他们受传统封建社会“教育”影响太久了的缘故，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安于做一个消极的“臣民”。

　　其实俄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记不住是谁说的了，“俄罗斯人喜欢受鞭策”！

　　这样的民众，极少能想到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和对国家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长期的统治有关，一位西方学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情况就曾尖锐的指出，“在政权的统治下是没有‘爱国’可言的”！

　　而象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样，一个的政权也不可能允许普通的民众享有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

　　梁启曾对孙纲说过，国家与国民或说国权与民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夫国何？积民而成也。国政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了建设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古之帝王以天下太平为政治之目的，今之君主掌国以国民达为政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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