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为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四川提督宋庆就指出,6军将领“平日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敌辄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一经战斗,官则惊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各军皆然。随军助战的武备学堂学生在战后指出,他们“往历前敌,亲见备军致败情况,实由将帅不善训练,士卒不常操习,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住扎不设营垒”,“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日居烟酒行赌,沉溺忘返,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噱”,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再先进的武器,也是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的。
即使是士气和军容装备较好的部队,因为缺乏有经验并懂得近代军事理论的指挥官,战斗力也是大打折扣的。甲午战争中,清军敢与同日军较量的指挥官脑子里都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老经验”,在进攻时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战法(后世里的好多军事题材电影也是这么拍的,不知道是导演不懂还是以为战争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一拥而上,而且往往在1ooo米以外的远距离就开始胡乱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好象还规定每人只能用8子弹!),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清军的军官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据观战的外国人说,“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该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个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了改进意见,如聂士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清军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门被击毁4门,很快丧失了作战能力。依克唐阿的镇边军又接着重蹈覆辙,被击毁火炮5门,全军溃退。好在这些清军将领总算从血淋淋的教训中醒悟了过来,反攻海城时,清军将所有的1oo余门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使用,结果挥了巨大的威力,夺回了海城,还算找回了些“场子”。当时,有的西方军事观察家就说:“中国6军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假使军事长官们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6军也许会给予日本方面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差一点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不改变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即使这一次甲午战争因为他这只小小蝴蝶的原因战胜了,面对下一次可能爆的战争,也还是会失败的!
那么,他现在能改变这一切吗?
想起李鸿章和那些务实派官员们每次行动所遇到的挫折,孙纲的心里不由得阵阵冷。
算了,还是多关心关心正在建造中的战列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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