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19年，中国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正当要求被无理拒绝，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使馆为梅兰芳一行四十多人特发护照东渡演出。日本报纸大作宣扬。5月1日第一次献艺，梅此次访日皆不是专场，而是夹在日本歌舞伎乐间出演。5月6日前都在第四出演出，5月7日移到第二出。

　　国内5月4日学生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定5月7日为国耻日，举行全国示威游行。早在5月7日之前数日，中国留日学生就向梅兰芳剧园写了信，劝他停演归国，然剧团以履行营业演出合同为由而磋商未果，仍演下去。

　　李伶伶《梅兰芳全传》第二百二十四页说，该日日方“只同意拆除剧场悬挂写有‘日支亲善’字样的牌子”。

　　时随梅东渡的梅氏笛师马宝铭先生以日记形式记录的《梅兰芳首次东渡纪实》指出：留学生的劝停演未果，仍演《御碑亭》满员，以及“台湾实业家辜显荣君赠以银制之大瓶”�别忘了时台湾已割给日本了�并未言及取下“日支亲善”之牌事。〔1〕

　　齐如山在《齐如山回忆录》中也并没提及此牌和相关“五四”事，倒是提起另一件相应之事：

　　我们到东京后，中国代办公使柯先生，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酒会，不但各国大使都到，而日本整个的内阁，连总理都到了，酒后演了一出小戏，大家欢迎的情绪，都非常之热烈，各位赞美的言词，亦各有不同。柯代办及使馆人员，都大为高兴，都以为得未曾有。柯先生对我说：“一个代办公使请客，最高的官员，外交次长可以到一到，总长就很难到的，此次内阁总理都惠然肯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都是梅兰芳的面子。”我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柯先生对此语未加注意，总之是无论是因为哪一种关系，但给我们国家的面子的确极大。〔2〕

　　此段话不知是齐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是写回忆录时，年老日久不记当年其他世事？只记得有面子的风光自得，全然不知“国耻”，受人利用。只记得“这个酒会，当然花了几千块钱，报到外交部，不准报销，说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他们脑子里头没有……”〔3〕其时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5月4日被学生抓获，并被痛打了一顿，学生放火烧了章宅。另6月10日章和曹汝霖、陆宗舆被罢免的大事，齐先生稍有点见识，也不至于不理解为何不报销。

　　外国的政要、艺界这么看得重中国戏和梅兰芳，齐先生说“坚强了我的信心，以为国剧一定可以到欧美去演”。

　　1930年梅兰芳从美国得了荣誉博士回来后，齐如山与他交谈的一些话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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