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随便上书言事。连品级较低地官员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无以通上，上情亦不能达下”的局面，也使得民众的思想被禁锢，这才是造成中国目前“万马齐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的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它没有民间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然设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纠察监督和批评，而且监督和批评还常常生作用。$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监察机构”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内当中的一员。根本不可能做到在“体制内”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监督，历史表明。能够作到真正地监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民间舆论。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还是一个封建**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放民间舆论（西方的德国和俄国也是一样），孙纲地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开放一部分舆论（在那个“防汉”的心理下，想要全部开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绝对不会允许），即允许民众在各种报纸上表言论，“评议时政”，朝廷对此可以采取“言者无罪”的态度，官员们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这些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对就听，不对的也不用大惊小怪，民众不明白的可以向民众解释或者在报上反驳不同观点。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言论自由”的风气，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自然就会促成民智地觉醒，同时官员们在逐渐意识到了民间舆论地力量后，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收敛”自己地行为，无形当中就会减少贪腐现象的出现，促进国家的进步。

　　对于广大下层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说一点没有）的民众，他们本人虽然不能利用舆论出自己的声音，但言论一开，注意到他们苦难的人也会替他们呼吁，使“上层建筑”里的人们注意并关心他们的疾苦，从而间接的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关于经济方面，孙纲认为也是应该变革，但不应象现在“变法”这样，根本没有重点，想一出是一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沿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外国资本的侵入等众多原因正面临着一点点解体的趋势，西方诸国（甚至是日本）都已经完成了经济工业化的转变，而中国的工业文明现在才初露曙光，如何促进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先进的工业文明转变才是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中国毕竟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大国，不管哪一朝哪一代，都不可能忽视农民的问题（别忘了历次改朝换代都是从农民起义开始的），眼下的“变法”并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下层民众对此反应冷淡，也是“变法”成效甚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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